宜阳县三乡中心学校校长王红顺——农村课改的义工

简   介：王红顺 男,42岁，宜阳三乡中心学校校长。
 
事   迹： 他是一名对农村课改有深入研究的校长，他牺牲休息时间自己贴钱对外地农村教师进行课改培训，他把自己的私人电话设为全国农村课改热线。在宜阳县柳泉镇中心学校做业务副校长的时候，他和学校老师一起研究综合实践活动，为了研究这个课题，几乎进入疯狂状态，忘记生病在床的妻子。工作调到三乡以后，王红顺主要从事对宜阳县的其他几个乡镇的教师培训工作。因为他能用农村教师生活中常见的事例来阐述深奥的课改理论，教给教师新鲜而实用的窍门，所以他的培训很受一线教师的欢迎。 
 
推荐理由： 他心系农村的课改进程，善于把高深的课改理论转化为能为广大农村一线教师接受的鲜活语言，为推动农村学校课改进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农村课改的义工 

　　“关系是泥饭碗，是会碎的；文凭是铁饭碗，是会锈的；本事是金饭碗，是会增值的。这是我要告诉教师们的第一句话。我要告诉你们的第二句话是，埋怨环境天昏地暗，改变自我天高地阔。有些教师说自己是农村的，是小教学点的，学校的各种条件都不具备，和其他学校没法比较，新课改没法搞。这是在埋怨环境，而不是在改变自我……”
　　3月19日，是星期六，上午9点半，宜阳县石陵乡政府大会议室里，石陵乡新课改报告会正在举行。在主席台上为全乡教师作新课改报告的不是课程研究中心的专家，不是高校搞课改研究的教授，也不是省、市里的教研员，而是一个普通的农村教育工作者———宜阳县三乡乡中心学校的副校长王红顺。石陵乡是他进行农村课改义务培训的第五个乡镇。他的培训一般以乡镇为单位，利用周末进行，是不收费的。
　　三乡和石陵相距约60公里，且不在宜阳县城的同一个方向。为了不耽误星期六上午的培训，王红顺星期五下午便乘车从家来到了县城，自费住了下来，以便能第二天一早赶到石陵。

　　曾经被称为王疯子

　　王红顺经常对教师们说的一句话是：“读书是最好的精神化妆，读书是最高档的身心保健。”
王红顺是民办教师出身，因为成绩突出而被任命为校长。2002年的上半年，在三乡二中当校长的王红顺被调到柳泉镇中心学校当业务副校长，他的工作范围从一个初中扩大到了几十所初中和小学。
　　刚到柳泉工作时，不少教师都叫他“王疯子”。曾经在柳泉一中任教、目前在宜阳县城关镇中学工作的李作朝老师这样对记者说：“‘王疯子又来了，不知道今天又发什么神经。’在私下你可以经常听个别教师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他一来，教师们平静、庸懒、缺乏追求的生活被打破了，他们一开始的感受就是不舒服又不得不做。其实，自从他去年10月回到三乡后，柳泉镇的校长和教师都很怀念他。”
　　李作朝是一个爱读书的老师，他在自己的办公室兼住室里搞了一个小书房，书房的名字叫鸣鹤斋，“鸣鹤斋”三个字的旁边还有一句话：“鸿鹄起雀巢，不坠青云志。”但同事们一进他的住室，看到他的小书房，就反感。别人觉得他清高、狂傲，都不愿意和他交流。“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也慢慢抽起了烟、喝起了酒、打起了麻将。”李老师说。
　　王红顺在调研中发现李作朝有发展潜力，就经常找他谈话。“王校长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培养和开发了我。他对我说：‘你很可惜，你这样懒散下去没什么出息，要多看书，看书要专一……’他为我开了一个书目，把自己的书和外出培训的笔记交给我让我读。我看完书，还要给他汇报，哪里不行还要再读。”李作朝说。
　　随着读书的增多，李作朝成了王红顺教育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同伴。两个人晚上经常看书、讨论到深夜。一个偶然的机会，王红顺拿到了《综合实践活动指导纲要（讨论稿）》，于是，俩人开始了对综合实践活动的深入研究。“我们对这个纲要进行了一字一句的推敲，书划烂了，再用胶布粘上。我们觉得，这个经过专家讨论的纲要很粗糙，里边问题很多，最大的问题是各板块之间的冲突。所以，我俩准备写一本书，对综合实践活动进行实践性解读。”李作朝说，“那一段时间的晚上，我总到他的办公室，他说，我写。有时我们也吵，也争论，但争论的结果往往是彼此得到了启发。一天晚上，我们俩不知不觉讨论到凌晨两点。我走时，他说当天上午要去教育局交材料，如果起得早，就叫他。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他的住室，推开虚掩的门，发现他斜躺在床还没有醒，身上的衣服根本没有脱，雪花通过没有关严的窗户，飘落在他的头发和枕头上……”
　　2003年年底，王红顺的妻子被检查出患有肾癌，在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做了手术。近两万元的手术费用，对于仅靠一个人工资支撑的四口之家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数字。那一段时间，王红顺既要在病床前照顾妻子，又要和李作朝等几位老师一起编写综合实践活动的一本书。李作朝说：“他在医院时，经常是想到一个问题，就立刻用手机打给我们，一打就是几十分钟。同一房间的病号和家属，因为他的电话内容既和妻子的病没关系，他人又听不懂，还影响别人休息，所以都对他有意见，认为他很不正常。”
　　王红顺对此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感受，令他感动的是柳泉镇各学校的校长和老师都自发到医院看望。“我知道，那么多的教师到医院来看望我的妻子，绝对不是因为我是中心学校的领导，所以我才感动。”

　　如今被称为王专家

　　王红顺在柳泉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对全镇教师进行了系统的培训：说课培训、幻灯片制作培训、课件制作培训、论文撰写培训、骨干教师培训等等。赵兴川老师说：“王校长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激情，当时中心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中，他是惟一一个吃住都在中心学校的人。他要求各学校的骨干教师利用晚上时间，每周两次到中心学校接受培训。他的培训都是讲座式、沙龙式的。培训后，他要求教师人人撰写论文，每个教师每学期至少写一篇。那时，很多老师都不会写论文。全镇几百个教师的论文，他每篇都看，每篇都改。他还把一些教师叫到办公室逐个进行指导。为了鼓励教师写论文，他还把修改后的优秀论文集结成书，发给大家。”
　　2003年，宜阳县举行教师说课比赛，柳泉镇选派了3位教师参赛。结果3位教师都是一等奖。王红顺说：“看来，我们的培训还是有效的。”
　　王红顺不仅在柳泉镇的教师中有很高的威信，而且在市里、省里也有一定的影响。《洛阳日报》曾在一版发过对他的专访，并先后两次刊发通讯，宣传他的事迹。由于综合实践活动课题的原因，他多次和首都师范大学的陈树杰教授、河南省基础教研室的岳宇巅研究员、洛阳师范学院的马锦华教授等专家接触，并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树杰教授曾多次指导他的课题，并在一次全国教育重点课题研讨会上邀请他为大会作报告。会议代表称他为“王专家”。
　　2004年秋，宜阳县在小学一年级启动了新课改实验。10月，王红顺被调回三乡，继续做中心学校副校长。他到三乡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到全乡各个中小学听课、调研。他在调研中发现，通识培训的面太小，很多教师根本没有机会参加，参加了培训的教师多不能贯彻新课改的理念。多次参加新课程培训、多次培训教师以及参与综合实践活动和校本教研等课改课题研究的经历和对农村教育的热爱，以及“埋怨环境天昏地暗，改变自我天高地阔”的生活信念，使他萌发了进行农村课改义务培训的念头。
　　“专家的培训理论性太强，与一线教师有距离，缺乏对新课程理论的实践性解读。而我有能力做这件事，所以我要做！”王红顺告诉记者，“我在城市的课改实验区看到了城市孩子的变化，但对比农村的课改后，我感到痛心：农村不抓住课改的时机，农村的孩子就完了，但农村孩子也是祖国的花朵呀！课改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肯定有人要站在农村课改的风口浪尖上，与农村课改同呼吸共命运。我愿意做这样的人。我是一棵小草，我要通过自己纤弱的摇动，来摇醒农村课改的天空。我改变不了别人，我可以改变我自己；我改变不了大环境，我可以改变小环境。”
　　从三乡开始，王红顺先后在宜阳县的几个乡镇进行了培训。他的培训很受一线教师的欢迎，因为他能用农村教师生活中的事例来阐释深奥的课改理论，他还能给教师很多新鲜而实用的方法和窍门。他说：“应试教育和新课改之间有一个空白地带，农村的课改培训必须在这个空白地带上做文章。”

　　要做农村课改的义工

　　王红顺已经取得了研究生学历，已经获得了高级职称，还享受县政府的专家津贴，是省级骨干教师、省模范教师、洛阳市自学成才先进个人、宜阳县首批名校长。在别人看来，他“什么都有了”，那么还做这些“赔钱、搭工夫”的事干什么？
　　对此，王红顺有自己的理论：“人的精神追求是无止境的。我是不在编的民办教师出身，现在取得了研究生学历，成了省骨干教师，国家为我付出了很大代价。我有义务指导教师成长。我虽然在经济上、时间上，甚至名誉上付出一些，但我无怨无悔。同时，我认为我搞的培训是双赢：通过培训，教师提高了课改的信心和能力；我也在和教师的交流中发现了更多的案例，每一次报告的过程都是我提高的过程，他们给了我丰富的研究课题。”
　　几次培训实践后，王红顺打算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培训方案：围绕“课改背景下学校管理如何转型”“农村学校如何进行校本教研”“农村学校如何进行综合实践活动”等专题，实施菜单式的培训。他还有了一个新举措：把自己家里、办公室的电话和手机设为全国的农村课改热线，以便更好地和各农村实验区的同行进行交流，为更多的农村学校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采访结束上车时，记者问王红顺：“是不是把你的三个电话都作为农村课改热线公布出来？”他说了两个字“当然”。
　　王红顺的农村课改热线：0379—68748102（办）0379—68748351（宅）13592072862（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