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郭炳德/文并摄   
记者手记：
动笔写这篇稿子之前，向来快人快语、快手快笔的记者却一反常态地拿不定主意——弄不清楚自己要写的主人公究竟是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来为这篇文章命题。因为，在记者的笔头和心头，始终萦绕不散的是“感动”这两个字。丈夫感动了妻子，妻子感动了丈夫，夫妻俩感动了父亲，一家人感动了乡邻、感动了学生、感动了社会，感动得从数百公里之外赶来采访的记者，用颤抖的手来写下这段文字……

A：山坡下，弯道边，小溪畔，一所寄托着山民希望的小学
在八百里伏牛山深处的南召县境内，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傍着一股同样弯弯曲曲的溪流，把记者带到了一座无名小山的脚下。
一排依山而建、座南朝北的瓦房是两间教室。座西朝东的略小一些的三间瓦房算是教师住室和厨房，加上一段砖石结构的围墙和一扇颇有些“大气”的铁门，便构成了南召县留山镇大沟村小学。
小学的规模虽说不大，却是方圆十里八村山民们走出大山的全部希望。因为，在这里没有进行“村村通”之前，人们要想和大山之外进行沟通，那是相当困难。有些见识的人走出过大山，知道要想混出个样子，必须让子女到学校念书，书念好了才能走出这封闭的山村，才能给山区带来希望。
正是这些朴素得一如那光秃秃的山脊、自然得宛如那静静流淌的河流一样的愿望，使得大沟村小学数十年来总是生机盎然。生活清贫的山民们不用动员便会自觉地把孩子送来念书。因此，自从上世纪60年代初政府建起大沟村小学以后，这所小学就是大沟村民的全部希望。而这所学校唯一的“资深”教师杜广云，便成为全体村民的“观世音”了。
B：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让一个原本健壮如牛的小伙子成了一个残废
1990年的8月23日，已是大沟小学骨干教师、行政负责人、“后勤总务”和“基建负责人”的杜广云，利用学生放暑假的机会，在村民的帮助下开始翻修教室的屋顶。
当天晌午时分，正在房顶忙碌得早已是汗流浃背的杜广云，压根儿就没有在意远处天际奔涌而来的团团乌云，也没有在意那一阵紧似一阵的炸雷。他在一块瓦一块瓦地细心检查着，以免开学后出现屋顶漏雨的情况。就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把忙于干活儿和抢救建房工地物资的杜广云淋了个透心凉。
这位正值而立之年的汉子，当时并没有在意。杜广云认为这场大雨刚好给自己洗了个痛快澡，把满身的汗水和泥水冲洗个干净。于是，他中午随便吃了点东西，扔下饭碗便又来到了工地。大约下午5点钟，劳累过度又遭暴雨侵袭的杜广云感到体力不支，突然直挺挺地一头晕倒在校园内的工地上，牙关紧咬，两眼翻白。
经过镇医院、县医院的抢救，杜广云苏醒了。但这位平时体壮如牛的小伙子却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左边半个身子不听使唤了。他试探着想动弹一下，却未能如愿。赶紧请医生诊治，最终还是无力回天。从此，他左边的半个身子便永远失去了知觉，左边半个脸颊也紫黑如铁，左手不能抬起，即使是粉笔也捏不住了。左脚虽然勉强能够挨地，但却支撑不起沉重的身体。于是，他便成了连走路也一拐一跛的残废。

当年8月31日，是暑假的最后一天。十里八村的学生纷纷赶来看望老师，一双双期待的眼睛让杜广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孩子们。端着孩子们双手递给他的饭碗，他却吃不下饭。
“明天就要开学了，我的孩子们怎么办？我这样的身体，还有希望继续走上三尺讲台吗？难道我真的就要成为一个残废人了吗？”一个个严峻的问题令他不敢多想却不得不想。
大沟学校太需要老师了。当天晚上，杜广云辗转反侧，直到鸡鸣声隐约传来的时候，他才算迷迷糊糊地打了个盹儿。
而正是在杜广云刚刚睡去的一小会儿，他突然发出的一声大叫却惊吓得几乎和他一样彻夜难眠的妻子李正洁大吃一惊。
“咋啦！咋啦！”妻子立即连声呼唤着，“广云，快醒醒，你这是咋啦？”
原来，杜广云自己也是被他的一声惊叫吓醒了，他在梦中竟然分明地大叫了一声：“我要上课！”
妻子听后，久久没有言语。
C：在几经权衡之后，他终于接受了妻子“我背你去学校”的建议。这一背，就是17个年头
1990年9月1日，一大早，手脚已明显不听使唤的杜广云就摸索着起了床。他走到门外，对着远方的山峦，对着近在眼前的留山河，愧疚地责问自己：这么结实的身板，咋就经不起一场雨呢？妻子那脆弱的肩膀，能够承受自己这50多公斤的身体吗？
“走吧，广云！今天是开学第一天，要不咱早点去？”杜广云回头一看，妻子李正洁已经穿戴整齐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谢谢你，谢谢你，我的好妻子！”在自己的记忆中，多年也不曾流过眼泪的杜广云，被妻子的这一行动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一颠一颠地扑上前去，一把抓住了妻子那双由于长年辛劳已显粗糙的手。
说走就走，夫妻俩立即收拾好开学要用的教学用品，推着那辆已显破旧的自行车，背、扶兼用地出了家门。
时至今日，李正洁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背丈夫上学校的情景。
那天，她踉踉跄跄地背着丈夫出了家门。好走的地方，她便将丈夫扶到自行车上推着走，但大部分路段，得背着才能前行。走一段路，便把丈夫放在路边的田埂上或是石头上休息，她再拐回去把自行车推回来，然后再背着丈夫前行。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向前移动。一趟2公里多的山路，李正洁等于走了两趟。
体重50多公斤的丈夫，加上左边的手脚不太听使唤，背在肩上走平路，已经够李正洁吃力了。能够推着自行车走的路段，还不及整个路程的1/4，翻岭困难自不待言，尤其要命的是，那条奔腾不息的留山河，成为夫妻俩到学校的最大障碍。
平常时节，有六七米宽、水深也不过半米的留山河，当地人是靠间距约30厘米的石块过河的。多少年来，年轻体壮的杜广云都是连蹦带跳地跨越这条河流，遇到有学生同行，他肩上背一个，臂膀挎一个过河也不在话下。可是今天，他只能是心疼加愧疚地伏在妻子的肩上，一任她蹚着没膝深的河水，步履蹒跚地过河，然后再返回去，扛着那辆用以驮他的自行车，从石阶上跳跃而过。
就这样，杜广云终于提前来到了学校。
就这样，杜老师终于按时站到了讲台上。
当同学们惊讶地看到只能用一条右腿支撑着站在讲台上的老师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D：夫妻俩背后，还有一位默默无言为他们做着“后勤”工作的老父亲。17年来，每当雨雪天气过后，老人都是在第一时间赶往儿子去学校的路上，清扫积雪，铺垫道路
在大沟小学院内，记者见到了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他就是被誉为“大沟小学编外后勤人员”、杜广云的父亲、今年76岁高龄的杜俊然老人。
17年前，当得知儿子落下半身不遂的残疾，又立志不丢下教师职业的消息后，刚届花甲之年的老人和儿子一样，也是辗转难眠。在山区，村民需要自己的儿子给孩子们传授文化，这在他看来，是一件非常神圣的工作。儿子当了大沟小学的教师，由民办到在编的国家正式教师，当初月工资只有5元、6元、7元，老人从来没有嫌弃过。到后来，儿子的工资涨到几十元、几百元，老人总是提醒自己的儿子：咱拿人家那么高的工资，得对得起娃娃们！如今，儿子的工资已经超过了千元，老人却总是心存不安地踌躇着：儿子身有残疾，干工作能抵一个正常人吗？
当然，最令老人引以自豪的还是村民们对儿子工作的认可。老人说，钱不在多少，够花就行，山里人原本就没那么多花钱的地方。但儿子的教师身份是上了国家的“皇粮册”的，那可是一件天大的荣耀。
儿子残疾了，还能不能当老师？在杜俊然老汉看来，儿子残不残似乎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还能不能当老师！
开学的第一天，他比儿子起得还早，就远远地蹲在留山河边，望着静静流淌的河水，一袋又一袋地抽着旱烟。当看到儿媳妇背着儿子去上学时，老人立即明白了什么，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回家中，扛上镢头和铁锨，把自家通往学校的那条山路，一步步地丈量着，一段段地维护着，那怕是一个凹窝，一个土包，他都要细心地修理平整。老人知道，把路修得尽可能平整些，让儿媳妇背起儿子走得尽可能顺当些。
山里的雨来得快，说下就下。多少年来，每次暴雨过后，老人总是在第一时间抄起工具跑出门外，为儿子、儿媳修路；冬天的每一场雪后，老人也总是第一个拿把扫帚清扫路上的积雪。留山河的山洪每次暴发，都会把人们过河当桥使用的大石块冲走。老人总是在第一时间抢修，搬来最平整、最合适的石头，为儿媳妇铺下过河的路。
儿媳妇背儿子上学校，一背就是17年；杜俊然老人修理这段山路，一修也就是17年。儿媳妇背儿子在山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涉水过河时也不知滑倒了多少回，而老人在修路、扫雪时也不知多少次摔倒了之后又悄悄地爬起来继续再干。
有人算过，17年来，李正洁背着丈夫在往返学校和家庭的路上，走过了2.5万公里，相当于两个两万五千里长征；而记者也粗略地算计了一下，杜俊然老人修路走过的路程，也有上万公里……

后记：20多年来，大沟小学的代课老师换了一个又一个，但始终没有留住一位，只有杜广云这个老民办教师坚持了下来，直到转为国家正式教师。1981年，大沟村的识字人只有9个。今年4月国家“普九”验收时，全村的528口人当中，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青壮年100%全部达到小学以上文化水平，其中还出了4名大学生。
伏牛山无语，见证了杜广云为大沟村教育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留山河有声，亲历了杜广云父子两代人在这2.5公里的山路上，洒下的汗水和泪水。
如今，7６岁的杜俊然老人，还是一如既往地在为儿子、为儿媳、为大沟小学的明天，默默无闻不求报酬地修路；李正洁也由一位少妇变为年近五旬的妇女，虽说仍然背着丈夫上学校，但却落下了腰疼、腿疼、肩膀疼的一身疾病。每次面对丈夫的不安，她总是说：“我没事，只要你能把学教好，别误了娃们，我的腰疼病就轻了。”
面对贤达的妻子，杜广云总是憨厚地叹道：“大沟小学，其实就背在我媳妇的脊梁上啊！好媳妇，等我退休之后，天天为你捶背。”